电话里马丹泣不成声告诉了我王煜老师去世的消息。放下电话，我就到电脑里找老照片。迈入新世纪之后，我们都已经有了数码相机，过去的事情都清晰地留下了印迹。其实不用照片，好多事情我也都清晰地记得。

刚到社会学所的时候，我和伟东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每周三坐班到单位，从来没觉得像是“单位”。王老师一点架子也没有，和我们说话时总是笑咪咪。同事间脾气各异，都有性格，互相揶揄几句也是有的，但谁都能听出背后是善意满满。马克思说，共产主义社会是“自由人联合体”，那时候的社会学所有点这样的意思。

我们住在集体宿舍里头，王老师住在家属院里，除了坐班日也总能碰得到。遇到王老师，他说，你们没事可以去图书馆里头看书，那里头有空调，自在又舒服。在图书馆里，我碰到过几次王老师，知道他喜欢待在图书馆里看杂志和杂书。后来，我和伟东去过王老师家里。他给我们展示了他藏的好多年份酒，还有他的书。客厅里头一个柜子，专门放的是中华书局的《二十四史》。王老师说，我心里头喜欢的其实是历史。伟东站在一边，盯着那套《二十四史》，很眼馋。王老师确实喜欢历史。他退休的时候，把办公室里社会学的书送了我好多本，说自己退休了不需要了；可是，历史的书一本也没有送给过我。不过，王老师还送给我和伟东每人一瓶藏了十来年的山西汾酒。我没有舍得喝，送给另外一位老师了。

王老师和我都是山西人。所里同事有时会打趣王老师是“老西儿”，太过抠门。那时候所里没有多少钱，办公经费和课题费都少得可怜。王老师却总能从这些课题费里神奇地结余出一点，积少成多，最终成功地让大家外出“调研参观”。这全要拜托王老师的抠门和戴老师的张罗。那时候很穷，大伙儿却总能够一块儿出外调研参观，既开心又长见识。如今不那么穷了，人们一起儿出外的机会反而少得可怜，想想真是令人感慨。王老师抠门，一定要让钱花在刀刃上。在他眼里，大伙儿一块儿外出调研参观，才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。

我们刚到所里，王老师做课题总会带着我们，一是帮我们增长一些学术经验，二则也赚一点课题费“贴补家用”。到了分配课题费时，王老师具有浓厚的“平均主义”倾向。我们这些小年轻最后得到的一点不少，甚至还更多。王老师说，你们还要养家的嘛。做课题调研时，王老师喜欢带我们到处转一转，因为“我们是做社会学的”。他研究城市交通问题，为行人的道路权逐渐被汽车挤占而愤愤不平。他研究过信访群体，研究过妇女问题，都是社会上的少数或者弱势。王老师早年对厂桥街道做过调查，一直希望写一本厂桥街道变迁的书。他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资料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最终没有写就。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。

王老师喜欢唱歌，而且会唱很多流行歌。我还记得，有一次他在某次所里聚会之后，唱了满文军的《懂你》，一开腔便赢得大家所有人的掌声和笑声。王老师喜欢打桥牌，社会学所的桥牌在院里是非常有名的。王老师喜欢摄影，出去旅游总爱琢磨那个长焦相机。

王老师去世了。

那个时代也永远过去了。

这都是令人无比悲伤的事情。